老警于华龙的故事

　　年少入伍

　　于华龙出生在河北省任邱县西关街一栋简陋的房子内。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鹅毛大雪铺天盖地。零下十几度，土房里到处透着寒风，坑下燃烧着一块块干枯的牛屎饼，但屋内屋外仍冷得令人寒心。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于华龙来到了这个世界。

　　华龙出生后，他妈妈又先后生下了两个弟弟，他的二哥因病无钱医治而不幸夭折。

　　二哥的死去，导致他父母在极度悲痛之中埋下了病根。更不幸的是，两个小弟弟也因体弱多病先后死去。从此，两位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于华龙刚满6岁那年，他的父母也相继去世。家庭的重担便落在年过七旬的奶奶肩上。

　　从小懂事的于华龙，6岁便开始帮奶奶做家务。由于父母早逝，奶奶又体弱多病，逼租要债的人三天两头上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将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大姐嫁给他人。同年年底，刚满16岁的大哥参军去了，家里只剩下奶奶、12岁的姐姐、他及小妹妹。大哥去当兵不久，日本侵略军便开始大举进攻我国华北，这使于华龙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暗暗发誓：“我也要去当兵，我要去打鬼子。”

　　1937年，刚满10岁的于华龙，在全民抗战的呼声中，更加坚定了要去当兵的信念。那天，他放羊回家，见村头来了不少军人，经打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帮穷苦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于华龙知情后，便赶快回家找到奶奶说：“奶奶，我也要到军队里去当兵，打日本鬼子!”

　　奶奶哭着说：“不许你去，你大哥当兵几年了，也没个消息，如果你再去，回不来，我和你叔叔，你姐姐、妹妹怎么对得住你死去的爹娘呀。”

　　“奶奶，我到军队里好好干，将来当个好兵回来。”

　　翌日清晨，于华龙来到奶奶跟前准备向她辞别时，奶奶老泪纵横地抱着他不放手。残疾的叔叔头天晚上知道侄子第二天要去当兵，天不亮就守在两扇破旧的木门前。

　　当于华龙挣脱奶奶跑出房间来到大门前时，发现叔叔已坐在大门口，他随即跪在地上说：“叔叔，我要去当兵，将来我会报答您的，奶奶就请您照顾了。”

　　脚有残疾的叔叔听了这些话后激动地说：“当兵是好，但我们眼看着你能为家里做事、出力了，你这一走，我们怎么活呀!”

　　于华龙听了叔叔的话，知道想从大门出去是不行的，便跑到后院的围墙边，搬了几块砖头，借此爬过围墙，就这么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园。

　　“叔叔，我要参军，你们能接受我吗?”

　　“哈，又来一个小家伙，看你还没有枪高，就想当兵?”军人笑着说。

　　“我会长高的呀，你们就收下我吧!”于华龙恳求道。

　　于华龙话音刚落，军人们又笑成一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参军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只要登记一下便算入伍。尽管当天于华龙因年龄小、个子矮被招兵的军人拒收，但是，他仍然没死心。当天晚上他在一个农户家的草堆里过夜。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又来到招兵处，只见报名当兵的青年排着长队，正在接受登记，他便也插入其中。当轮到于华龙时，负责招兵的青年军官一眼便看出他就是昨天那个哭着要当兵的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于华龙，今年14岁。”

　　“昨天，你不是说只有10岁吗?”

　　“叔叔，你听错了，是14岁，你们就收下我吧，我要当兵。”

　　这时走过来一位军官，把于华龙叫到离报名处不远的厨房内，端来一碗小米饭，说：“小朋友，我看你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吃饭吧，怪可怜的，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叔叔，我爸爸、妈妈都死了，昨天，奶奶死活不让我出来当兵，我是爬围墙出来的。你们就收下我吧，我跟着你们走，一定好好干。”于华龙流着泪说。

　　年轻军官笑了笑说：“招了两天兵，还没有发现像你这样哭着要去的，你先把饭吃完。”

　　之后，于华龙蹲在地上，边吃饭，边观望。只见那个送饭给他吃的军官同另外一个军人议论了一番，大概是作出了什么决定。

　　于华龙心里怦怦直跳，等候那位军官的回音。

　　“刚才，我向首长汇报了你的情况，首长同意了，让你留下来当兵。”年轻军官说。

　　正在大口吃饭的于华龙听后，把饭碗往地上一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那位军官连叩了三个响头。

　　原来，在任邱县招收新兵的正好是王震将军所领导的“青年团”，当时报名当兵的最小的才8岁，最大的20岁。登记当兵后，于华龙开始了在部队每天紧张有序的生活：出早操，上文化课，学政治、军事常识，还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排练小节目，学唱抗日歌曲。

　　1937年9月18日，新兵部队开到任邱县城城北的北大营召开抗击日本侵略七周年大会，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讲话。于华龙死死地记下了司令员的一句话：“打日本救中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当天中午，部队为纪念“九一八”，特意做了青稞米饭，每个班给了两大碗花生米。

　　时间到了1938年秋初，于华龙同一起入伍的500名新兵，从任邱县出发向太行山进发，不久来到太行山的灵邱县上师范村。在那里，王震将军对新兵作了动员讲话。而后，由王震将军批准，将年纪大的新兵分到司令部学习军事技术，年龄较小的娃娃兵则分到卫生部当护士，于华龙便被分在卫生部当护士。

　　目睹白求恩抢救伤员

　　1938年冬天，于华龙在三个多月的护士班学习中，见到了支援抗日救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当时，白求恩由延安派往各地进行战地救护知识讲座。一天，白求恩来到了三五九旅卫生部视察工作，顺便为于华龙等学员讲解《创伤学》、《绷带学》，以及头部、胸部、腿部受伤后的紧急包扎抢救知识。在讲课中，前方送来了几名肢体受伤的重伤员，急需进行手术。白求恩闻讯后便停止讲课，立马抢救伤员，就在课堂内进行了现场救护和手术。当时，在场的战士们大都是第一次看到鲜血淋漓、断脚残臂的伤兵。

　　只见白求恩大夫的助手端来一口大铁锅，生火后，将刀子、夹子、剪子等手术用的工具全放进锅内煮沸消毒。同时，白求恩从携带的医药箱里拿出几个玻璃瓶，瓶中用药水浸泡着用柳树枝制作成的各种形状的接骨用的连接木。于华龙当时就目睹白求恩大夫用娴熟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一个大腿骨折的伤员做了手术。在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因为缺少麻醉药，只好将伤员捆绑在手术台上。只见白求恩亲手举刀将伤员的大腿划开，其助手从药水中拿出一根手指头粗的柳树枝，而后白求恩大夫将它接到了伤员的大腿上。

　　两个月后，于华龙又看见当时被白求恩大夫抢救的那位大腿被植入柳树枝的伤员，他已能奇迹般地下地走路了。不久，护士班又欢送那个伤员重返前线。

　　南泥湾大生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提出的口号。

　　1941年，于华龙所在的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时任旅长兼政治委员为王震，副政治委员为王恩茂，政治部主任为袁任远。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准给边区军民一粒粮、一寸布、一两棉，把边区军民拖垮、饿死、冻死、困死的叫嚣，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切实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于华龙所在的三五九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历史上的南泥湾由于战争原因，荒无人烟、草茂林密，但肥沃的土壤为三五九旅开荒种地奠定了基础。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于华龙所在的卫生部就安营扎寨在仅有一户人家的赵家河，王震将军司令部的驻地金盆湾距赵家河只有一公里。

　　当时，三五九旅部队驻扎在树林中，一个班搭一个大棚，然后选一些适合的地方开始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在垦荒的过程中，战士们天不亮就起床，拿起锄头、镰刀等工具砍树挖地，部队士气高昂，会打铁的、会木工活的、会补鞋的、会织布的，各显其能，干得热火朝天。最让于华龙和战友们感到棘手的是，当年的南泥湾满山遍野长满了一米多高的狼牙刺，几层的衣服都能划破。

　　于华龙回忆说，他们刚来时战士们的衣服还是好好的，可是经过三个多月的垦荒战斗，大多数战士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恰像一些破布条挂在身上，衣不遮体。于华龙所在的班只剩下一套较完整的衣服，谁外出执行任务谁就穿，一回来就要收起来保管好。

　　1943年春天，南泥湾部队开始大面积种水稻、小米，于华龙所在的卫生部经过一年多的开荒，还种瓜、种菜，并引进了牛、猪、羊。从小在家就放过羊的于华龙，除了完成日常的生产任务外，还主动报名担任“羊倌”。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边防，给边区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战士们到了12月还穿着单衣。于是部队号召军民自己学着捻毛线打毛衣过冬。每人发给24两羊毛捻成线，织成两件毛衣，一件自己穿，一件交公去卖;再发24两羊毛，打两件毛裤，一件自己穿，一件交公去卖，这样每人就有一套毛衣裤了。当于华龙第一次穿上自己打的羊毛衣时，他激动得哭了。

　　1944年秋收时，三五九旅经过连续三年的苦战，达到了耕一余一，就是生产的粮食每人除上交公粮可供一人吃一年外，还留有一年的粮食。整个部队实现了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生产目标。当年冬天，部队在进行生产之外，开始大练兵运动。战士们特别喜欢自制的木马、单双杠，进行队列、射击训练，一时间在南泥湾到处可听见练兵时的喊声。全军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了重重困难，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人民军队的大粮仓，正如歌中所唱，“是陕北的好江南”。

　　南下战火纷飞

　　1944年11月20日，三五九旅部队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从南泥湾出发开往延安。部队在延安飞机场集中待命，这时三五九旅改称南下支队。当战士们列队等待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王震、王首道的陪同下从队伍的一头走来。当毛主席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战士们的眼前时，大家高兴得热泪盈眶。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部队后，毛主席又走上前来，讲了许多国际和国内形势。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诲，仍留在于华龙的脑海中。

　　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后，于华龙随部队由陕北的吴堡东渡黄河来到晋西北根据地，不久部队就到达了山西省汾阳县的杏花村。在渡汾河时，突然气温骤降，整个汾河上结了薄薄的冰层，河水有二尺多深，指挥部认为，如果战士们穿着裤子过河，上岸后会更加寒冷。于是，王震将军下令，脱下裤子，赤着下身蹚过汾河。到达岸边，战士们大都双脚麻木，站立不稳，此时如果一倒地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为此，王震将军又命令部队火速跑步15里，战士们的身体热乎乎的，麻木的双脚也恢复了正常。

　　1944年12月的一天，于华龙所在的部队南下来到河南豆沟。当地的老百姓早就知道王震将军敢打敢拼、不畏强暴，便组织村民拦路告状。村民们一见王震将军便纷纷下跪，诉说着有一个地方民团，在当地无恶不作，烧杀抢夺坏事干尽，请求王震将军为老百姓申冤。

　　王震将军听到村民的反映后，即下令部队打掉那个民团。此次战斗中，南下支队有20人受伤，伤员被移交给了前来会师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同时，五师还发给王震部队每人一套新四军制服。而后，部队在一条大河槽内开了一个大会，李先念同志代表五师致欢迎词，王震同志致答谢词。会后不久，南下支队以新四军14旅的名义继续南下。

　　1945年3月，王震将军率领14旅来到长江北岸的湖北某地，部队接到情报，国民党布防在长江南岸的三个师，准备吃掉南下的14旅。

　　于华龙回忆说，当时部队发现敌方情况后，王震命令部队顺江而下，连续三天走走停停，每天行走60里路，对岸的国民党军队也跟着往下走。到了第三天傍晚，长江上突起大雾，南北两岸相互都看不见部队行军的踪迹。于是王震命令部队急行军原路返回，这时对岸的国民党军队仍然在往下走。部队从傍晚开始至翌日清晨急行军180里路，全部到达原出发地。之后，部队租用当地渔船，并动员当地百姓送战士们过江。一些平时在长江打鱼的老百姓也纷纷把船划了过来，帮助南下支队过江，每条船送过江官兵一趟，部队每人付给五元钱的储币(汪精卫汉奸货币)。特别有意思的是，附近一些伪军人也脱下军装帮着划船送南下支队的战士们过长江。上岸后，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国民党三个师发现被甩准备返回时，14旅已经脱离了国民党的追击。

　　平江，有幕阜虎踞其北，连云山峭拔其南，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势自东向西倾斜，境内汨罗江萦绕其北，为湖南东北之门户，自古有兵家必争之美誉。

　　在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等的率领下，南下支队5000余人从延安出发，过黄河，穿中原，战鄂南，一路征战，于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沙铺里，部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改为支队，并由四个大队扩编为六个支队，随即兵分两路南下。此前，当王震率领的救国军从湖北通城直抵湖南平江城时，一些国民党的军队纷纷主动撤退。3月26日，王震、王首道指挥部队分两路南进，很快攻占了平江县城，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司令部和政治部即驻扎在现在的平江纪念馆(天岳书院内)。此后，为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王震、王首道将主力分散到湘北、鄂南广大地区，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军区和行政公署，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等县的斗争。

　　时值3月底，国民党顽九十九军、五十八军，顽七十二军之十三、十五师，王翦波之第四纵队九、十支队配合向平江县城逼近。平江县城陷入重兵的包围之中，抗日救国军主动撤退。4月1日，王震率主力在梅仙集合。4日，在清水岭至芭蕉一线消灭王翦波九、十支队各一部，俘虏百余人，缴获枪支上百支，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

　　1945年5月中旬，王震、王首道率领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解放平江县城后，在县城内休整几天。不久，国民党政府又调集九十九军、七十二军从东、南、北三面向平江逼近。平江陷入重兵的包围，为此抗日救国军主动转移，次日集中主要兵力在转移途中合击了国民党王翦波部队。后来于华龙随部队往岳阳县方向进发，围绕岳阳县大云山开展游击战争。

　　大云山地处岳阳县东南方向，山顶有一个大庙，一个连的土匪占领着大庙这个最高点。占山为王的土匪们，经常下山抢劫烧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叫苦连天。当王震率领的部队到达这里后，老百姓们纷纷找到部队官兵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

　　“炸掉他，炸掉他!”

　　在官兵们的一片讨伐声中，王震下令炸掉这个占山为王的匪窝。在这次炸庙战斗中，战士们肩扛炸药包，运用迂回曲折的战术，很快来到了大云山庙下。不料他们的行动被土匪发现，庙里的土匪企图做垂死挣扎。王震命令把重机枪集中向山顶射击，土匪便逃进碉堡。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与土匪展开了几个小时的争夺战。傍晚时分，当东倒西歪的土匪躺在庙内，看见南下部队撤退，正在争抢食物时，部队又发起第三次冲锋。尖刀班的战士们手抱炸药包迅速抢占大庙右侧土匪的机枪无法射击的死角，将炸药堆在墙边。“轰隆”一声巨响，几十具土匪的尸体便四分五裂，落在悬崖峭壁的山林中。

　　大云山战斗刚刚结束，于华龙因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病倒了。

　　“排长，我能坚持住，不要把我转给乡亲们，我要随部队走。”于华龙恳求道。

　　“小于，你已经连续三天高烧40度，再要随部队转移，恐怕连命都难保，你就听党的话吧。”排长安慰他。

　　在那个年代，缺医少药是部队最大的困难，尽管军医对于华龙采取了多种土办法降温，但他的高烧仍迟迟不退。同时，部队接到上级的命令要迅速转移。为此，在大云山战斗中负伤的20多名伤病人员，被迫移交给当地乡亲照顾。于华龙同在大云山战斗中双腿受重伤的二大队十一连连长黄大明、另一名受了轻伤的刘克明二人被托付给一户刘氏家庭。他们三人先是搭一个草棚住在山沟里，靠刘家每天半夜给他们送一顿饭度日。由于天气不断变暖，受重伤的黄大明双腿开始溃烂，包扎的白布内还不时钻出一条条肉虫，于华龙便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刘家，要老乡们想方设法救治黄大明。第二天，刘家请来几个乡亲将黄大明转送到其他地方治疗，从此，他音信全无。

　　在后来的几天中，于华龙又和刘克明被乡亲们转移到了一条溪边的山洞中。洞中只有用石头砌成的一张小床，他们只能背靠在石壁上，两条腿一伸就会泡在水里，有时身子一歪，掉在水里是常事。一天深夜，于华龙迷迷糊糊地睡着，只听见旁边一丝风吹过，当他伸手去摸时，原来是一条蛇已经爬到了他的胸前。于华龙大叫一声，左手用力拉住了蛇的尾巴朝外一甩，才免遭毒蛇攻击。

　　寻找革命队伍

　　在乡亲们的照顾和治疗下，于华龙的身体逐渐康复了，但国民党的乡公所经常派人来找他们，并扬言知情不报者，要抓人、杀人。为了不连累老百姓，他同战友刘克明决定告别照顾他们一个多月的刘家，离开大云山向北寻找部队。可是他们沿着崎岖的大云山走了几十天，也没有发现队伍的踪迹。

　　那时正值青黄不接，很难讨到吃的。再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更难得要到饭。于是，他们决定一边寻找队伍，一边分头要饭，并约定在十字路口相会。可是，于华龙在十字路口等到天黑也没见刘克明。后来，他又连续找了好几天，仍不见刘克明身影，就这样二人失散了。从此，于华龙只能一人边要饭边寻找部队。一天，他来到廖家坡李桃成家找工做，李桃成说他们是小户人家请不起人，让他走，可是他老伴儿不同意，因为她的二儿子前两年被抓去当兵，至今杳无音信，她看见于华龙就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于华龙由此才得以留下来。

　　就这样，于华龙每天下地帮忙干农活，后来他发现李家大儿子李玉兰农活不忙时常出外补锅，他便开始跟其学补锅。但当于华龙表明了身份和来历时，李玉兰却差点儿把他赶出家门，后在其妻的帮助下，才转变想法。知道于华龙真实身份的李玉兰担心于华龙操一口北方腔，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于是要求他外出遇见生人时，一律装作哑巴。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内，于华龙随同李玉兰师傅走遍了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岳阳、平江、修水、通城等县，但只见到部队沿途留下的标语和马蹄印，仍不见大部队踪影。

　　1946年年初，于华龙在师傅李玉兰带领下，边补锅边找队伍已经快一年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师傅李玉兰补锅的生意也不好做，种的地又不多，一家三口加上于华龙已经到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地步。为此，李家将于华龙介绍到黄岸地主李范久家做长工，双方签了长工契约——头一年只给些破旧衣服穿，给些剩饭吃;从第二年开始，每年付五斗谷做工钱。

　　农忙时，于华龙和其他长工一道犁田、插秧、播种、收割，一到农闲，地主李范久便安排他们到30多里路外的岳阳县龙湾乡去砍柴。一次砍柴回家途中，于华龙经过龙湾香家湾油榨坊时，发现一个20多岁讲外地话的人在这家榨油点打长工。于华龙听到后反复琢磨，难道那人也是失散的战友?于华龙不好明讲，但他决定想个办法来确认其身份。他想来想去，便想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华北很出名，而从延安出发时，改为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后，又称新四军14旅，到了湖南，又改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如果他是国民党的人，一定不会知道三五九旅的性质。当他第二天继续去砍柴途经那里时，发现那人正站在那里发呆。于华龙于是放下柴担子，把那人带到油铺后的山边树林里。

　　于华龙问：“老哥你知道三五九旅吗?”

　　那人马上便说：“我就是三五九旅的。”

　　于华龙一听非常激动。当两人相互作了自我介绍后，于华龙紧紧拥抱着那人大声说：“终于找到自己的同志啦!”原来那人名叫周全福，现改名叫周谦，是三五九旅二大队卫生队的。后来他们两人便以兄弟相称。

　　1949年7月的一天中午，正在独自磨米的于华龙，看见进来了两个操北方腔的外地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问：“你家主人在吗?”

　　走进地主李范久家的不是别人，正是南下干部长安桥第三区武装大队长宋德胜、干事贾定儒。宋德胜也发现于华龙与本地人口音不太像，便走上前细问：“你是什么人?”他这样一问，于华龙心里倒在琢磨，那二人说话和我们部队山西同志讲话一样，看来他们就是南下干部。于是，他大着胆子说：“我是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大云山战斗中因病与队伍走失的于华龙，我家住河北省任邱县。”

　　“同志，你辛苦了!如今江南快解放了，我们就是南下的干部。”

　　宋德胜话音未落，于华龙丢下手中的磨杆扑进了他的怀抱，哇哇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于华龙和周谦随即到区委报到，重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警岁月

　　1949年7月中旬，于华龙到区委报到后，不久便到岳阳县参加干部培训班。一个月后，他被分配到岳阳县公安局工作，之后与一同学习的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原政委杜新华同志一道参加县里组织的清查伪政府的伪党团特工人员的工作。由于他努力工作，当年11月，县公安局便派他到城陵矶组建派出所，他带领所里七个人搬进了英租界的房子里，开始执行维护湖南唯一通江达海口岸城陵矶的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在那里，于华龙每天带领战士们到城陵矶码头巡逻，向工人们宣讲党的政策，为老百姓们做好事。不久，他便被县委任命为城陵矶派出所第一任所长。

　　1953年10月，时任岳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于华龙带领几十名年轻民警，自带干粮，乘船来到岳阳西边的楼西湾进行生产劳动。一天，在组织劳动中，他一边给青年民警讲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故事，一边讲亲眼看见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的感人场面，一天的劳动在轻松愉快中进行。不料下午快回家时，参加劳动的女同志彭月涛突然昏倒在地。

　　在不远处挖地的于华龙闻讯后，放下锄头跑了过来。他一见状，便看出了小彭是因劳累过度失水导致的昏迷。他当即打开自己的军用水壶，启开小彭的上嘴唇轻轻地为她灌水，而后，又用在南泥湾学的按穴抢救伤员的方法，按小彭的人中。不一会儿，小彭苏醒了，但始终站不起来，于华龙二话没说将小彭从工地背上船，到渔巷子码头下船后，又和战友们将小彭送回当时的县公安局机关宿舍。于华龙还利用空余时间多次去看望她。从那以后，小彭对于华龙产生了感情。每当彭大姐讲起50多年前的那次劳动，就十分高兴地说：“我这个媳妇是于华龙背回来的。”

　　1954年4月，正当于华龙在岳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岗位上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湖南省公安厅接到中央有关通知，要求从湖南省公安系统选调八名同志到中南公安部工作，于华龙被省厅选中。不久他同另外七名担任县公安局领导的同志一起被调往中南公安部二处。

　　于华龙来到中南公安部二处报到后，组织上安排他负责清理基建队伍。在那里，于华龙以吃苦耐劳、胆大心细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的好评。不久，他又作为骨干被地质部调走了。

　　1954年9月2日，于华龙在战友们的相送下，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达北京的当天，他便到地质部水文地质局报到上班。一天下午，何长工部长来到水文局检查工作，处领导向何部长介绍说：“他就是于华龙，刚从中南公安部调来的。”何部长笑容可掬地说：“欢迎你呀，听说你的第二故乡是岳阳，那里可是我的老家。”何部长的一席话使于华龙感到很温暖。

　　而立之年背书包

　　1958年7月，上级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业务的老同志。已过而立之年的于华龙，因从小就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革命工作后，在领导和战友的指导下才开始读书识字，文化基础太差，尽管他努力自学，但仍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他的申请和组织的保送下，31岁时，他终于背起书包走进地质干校进行文化补习。

　　开学的第一天，其他老干部手拿公文包、带着皮箱，就他一人背着个黄挎包，像一个小学生走进课堂。

　　大人读小学，谁不笑?大家都笑了。

　　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于华龙没有缺过一堂课，没有迟到过一分钟，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扬。文化学习刚结束，组织上就安排他参加地质学院老干部特别班的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被大专班录取。于华龙本想读满五年书，再大干一番，可是上班没几天，他就接到第二次读书的通知，这次是老干部特训班，学员是从全国各地地质系统老干部中选调的。报到学习时这个班共有45名学员。在三年紧张的学习中，老干部班没有节假日，整天由老师轮流上课，一般人很难坚持下去，但于华龙再一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回到地质部水文地质局工作，不久被派到四川搞了两期四清工作队。

　　与何长工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刚刚从老干部特训班毕业的于华龙自然成了部里的香饽饽、顶呱呱的人物。然而，造反派说他有历史问题将他打倒了。他被送进隔离室时，一眼就发现靠在床边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头，就是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何长工同志。于华龙一头扑进了何长工的怀抱，哭诉说：“老部长，您怎么也来了?”

　　何长工拍着于华龙的肩膀安慰道：“小于，不要这样，我们要相信毛主席，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复的。”

　　于华龙听到何老的话，擦干了眼泪。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人隔离感到孤独的何长工，自从于华龙被关进来后，脸上的笑容多了。何老经常和于华龙讲长征路上的故事，讲他自己名字的由来，讲洞庭湖，讲他老家华容的情况。于华龙听在心里，有时还被何老讲述的动人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何老属于高干、老红军，生活费是每月75元标准，当时作为一般干部的于华龙每月只发18元的生活费，于是每次吃饭前，何老都要将他碗中的好菜夹到于华龙的碗里，并说：“小于呀，你的伤比我重，年纪比我轻，今后的希望属于你，你多吃一些，才能恢复得快啊!”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何长工同志被平反昭雪。而终身残疾的于华龙，在何老巨大的精神鼓励下，居然奇迹般地丢掉了双拐，并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个星期日上午9时，一辆红旗轿车突然开进了地矿部宿舍，停在了于华龙家的门口。

　　几名值班民警跟着轿车跑来，但是车的速度快，等他们赶来时，于华龙夫妇已将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何长工和他的爱人尹清平迎进了家门。两个同时被关在一间留置室内达半年之久的老战友，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于华龙高兴得热泪盈眶，他的夫人彭月涛更是忙前忙后。彭月涛按照岳阳风味做了几个拿手菜招待何老夫妇，还特别做了何老最爱吃的狗肉。吃中饭时，何老和于华龙相互划拳喝酒，又辣又香的湖南菜，在乡情与友情之间更显得味道十足。这一顿何老吃了满满两碗饭，临走时何老说：“好久没吃过今天这么香的饭了!”

　　下午4时，当于华龙夫妇将何长工和夫人送到楼外时，许多邻居纷纷跑出来同何老握手问候。

编辑：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