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维东
作家阿来全新推出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是他在各地旅行留下的行记。“行记”在中国是个现代事物,底色是科学观念兴起。它与传统“游记”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人与地方(自然与人文)情感的交流,还包含科学认知的目的。田曙岚在《广西旅行记·小引》中谈到“行记“的由来:“感于我国地理教材,记载多不翔实,因决定辞去教职,周游全国乃全世界,站在史、地两种科学之立场,实地考察各地自然状态与人文概况,冀有所得以贡献于社会。”王桐龄在其《陕西旅行记》中也如此讲述“行记”:“历史与地理有密切联系,研究历史而不知地理,则一切史迹无着落。”近代中国史学发生的转变,便是增加了科学的维度,文献与文物、文献与田野的结合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系列“行记”勃兴,仅近现代时期成书的“行记”便有近千部之多。
近代中国出现的“行记”,介乎学术与文学之间。大量著者都是史地学家,曾经受过或多或少的学术训练,科学认知的目的也比较强。著作的文学性虽然稍弱,但这并不妨碍文人雅趣,兴致高昂之处,灵光乍现,文字绚丽。当然,写“行记”的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朱自清,包括曾经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也都写过,逐渐,“行记”又回归到文学的序列。但是,书写的方式加入了大量近代科学的视角,譬如地貌特征的科学命名、自然动植物的准确名称、人种、民族区分等,甚至于作者也不仅限于“看”,还要“参与”,如此才符合现代行记文学的要求。
阿来将这部散文集中大部分篇章都冠以“行记”,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记”不是去游玩,更是去认知。《去有风的旷野》是将个人融入旷野,让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和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记”,感受最强烈是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记所作的准备和积累。阿来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他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不必要再去列举阿来对每一种花如爱人般的介绍和描写,仅举一段他对川西高原上四季花色的描写,便能体会这种感觉:“高原秋早,经霜的草梢已经微微泛黄。花的色调变成了蓝色。是的,在草原上,从五月到十月,初春到深秋,旬日之间,就有某几种花开的颜色,成为主调。春天,最初的主调是黄色。这是溪流两岸的湿地中毛茛科的云生毛茛、金莲花率先开放,成片蔓延。高阜浅丘上,也是黄色花星星点点,那是蒲公英、委陵菜和鸭跖草正贴地开放。之后,主调会变成报春花属和马先蒿属的粉红。还有野草莓和草玉梅的白。等等,等等。”(《札谿卡行记》)这已经不是旷野,而是自己的花园,博物的文学价值,不是让人与物更远,而是更近。与花类似的,还有阿来对于地理、气候等等方面的熟悉,很多专有名词信手拈来,如花一样,有了这些知识的中介,人与大地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不再陌生。
然而,旷野毕竟是旷野,它可以为人所熟悉,但绝不会完全成为人的花园。正如人无法穷尽对于人性的把握,旷野总是会在你熟悉它的时候,展现出陌生的一面。自然在生长,或者说一切自然中的物,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都在生长变化之中,这是阿来的发现。在十二背后景区,阿来发现了溶洞生长的秘密:“一切都还在生长,水仍然在地下见缝插针,融通壮大,永不停歇”(《十二背后》),由此他感慨自然的意志:“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地球让水如此日复一日创造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没有人,是想让谁看见”?在稻城亚丁,阿来为天文台观察站所解释的“宇宙中最微弱的光”触动,能够穿越土层的粒子能为科学家捕捉,而对于普通人,尽管它每一天都在自然界发生,但我们一无所知。这难道不是自然的物在生长?有些生长,是人类经验的复现和演绎。在四姑娘山,阿来在深秋的白桦林中体验到欧阳修的“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一片无声,两片无声,百片千片就有了声,森林浩大连绵,数万片数十万片秋叶同时旋舞,同时降落四野便飒飒然,萧萧然,发出了动人秋声”。(《四姑娘山行记》)欧阳修听到的秋声不是在四姑娘山,但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首世界名曲,四姑娘山的秋叶复现了欧阳修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感觉,又将四姑娘山独有的感觉注入了秋声。
自然的有些生长,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进而显现出生长的痕迹。在阿来的行记中,徐霞客出现了,洪堡、李希霍芬出现了,欧阳修、杜甫出现了,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出现了,他们不是旅途的雅趣,而是先行者,是阿来行走的坐标。有了坐标,自然的生长才有迹可循。在米仓山,阿来不仅发现了主峰光雾山之外的美,更惊喜地发现了米仓古道遗迹。在贯穿秦岭与巴岭的峭壁和河床上,一列列石孔和残留的木渣,昭示着古道曾经的荣光,这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杜甫、元稹曾经走过的古道,也是萧何“截贤”韩信的发生地,如果没有坐标,又怎会完整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在皮洛,阿来看到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20万年前的石器,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不是,远古人类在广阔的世界里来来去去,活动范围远超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稻城亚丁行记》)阿来发出感叹的那一刻,自然生长的感觉如画面呈现在眼前,如果有一个足够长足够快速的摄影镜头,我们不仅能看到逐渐升高的青藏高原,还能看到来来去去不同的人类。
《去有风的旷野》是阿来“蓄谋已久”的行走,其中的足迹与阿来的创作轨迹互相呼应,自然生长的背后,是阿来文学版图的不断拓展。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创作了《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重要作品。如果将《尘埃落定》作为阿来文学版图的原点,此后创作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有以下特征:西向,从阿坝地区拓展到整个青藏高原,《格萨尔王》和《瞻对》是典型表征;东向,从少数民族文化区拓展到汉族文化区,《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作品是典型表征。内向,从近代历史拓展到文化传统、自然人文,《格萨尔王》《瞻对》等都是典型例子。
这几个向度,在《去有风的旷野中》也体现了出来。阿坝在“四姑娘山”“莫格德哇”“札谿卡”“炉霍”“大凉山”的行走,是“西向”的路径,它是阿来拓展对于本民族文化认知的过程。在《札谿卡行记》中,阿来还特别提到为写《格萨尔王》采风的经历;《莫格德哇行记》的写法,也会让人想起《瞻对》,在一个宏大的历史长河中理解民族问题。“十二背后”和“米仓山”的行走则是“东向”。在《十二背后》,阿来不断与徐霞客对话,在《分云拔雾见米仓》,阿来则不断与杜甫、元稹、韩信对话,直到他惊喜地看到了米仓古道。而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则可以看到阿来“内向”的痕迹,从博物学知识,到历史古籍,再到人类学的视野,阿来的视野拓展与知识积累让他更从容地行走在旷野,与自然万物、文化遗迹、熟悉与不熟悉的人进行自由对话。“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中”,这是阿来在散文集封面上写下的诗句,如果将它与阿来的创作理念联系起来,不是虚言。
将《去有风的旷野》置于近代以来各种“行记”之中,阿来提供的经验,大概可以用“生长的故乡”来形容。对阿来而言,这些行走是他文学版图拓展的写照,也是将陌生的旷野内化为故乡的过程。阿来散文集中提到的地方,虽然有些名字还很陌生,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交通发达、民族融合的今天,它们也都不再是印象中的“边地”或“民族地区”。这难道不是故乡在生长?
生长的故乡,也强化了“行记”的文学属性,它不是冒险和征服的记录,也不是简单的科学认知,而是自我的不断成长。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责编:崔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