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凡普法业内人士之外的多数人，谈到“普法”一词时，大都觉得没啥意思。就在前几天，与一位朋友探讨公众号做什么行业好的问题时，这位朋友就说：现在“法不法地没几个人在乎”。我是从多年普法岗位退休下来的人，自然热爱自己的行当。于是我专心地对我国“普法”一词做过一些研习，并对我国古人的普法活动做过一番探究和窥视。想以《法律是如何从秘密走向公开的?中国普法史话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趣事?》为题谈谈个人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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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法制史，我国在奴隶社会就产生了法。但是我国奴隶社会没有出现过梭伦式的改革，把法律公诸于世。因而，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要求全社会成员一体遵行的法律规范，不仅在内容上维护奴隶主的统治阶级既定的社会关系，具有保护性，就是在司法统治形式上也是处于封闭状态，而带有神秘的色彩，且又多为“设法而待刑，临时而议罪”的不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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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便于奴隶主贵族肆意残杀，滥施刑罚，统治者也就更加不容许颁布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成文法，仅有的成文律条也都由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是不允许公布的，因而就谈不上法制的宣传普及。 到春秋中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逐渐发展状大起来，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经济、政治权益，他们不仅从内容上加强了反映自身利益的立法，而且从形式上要求公布成文法，以打破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临事制刑”的司法统治形式。 这种要求公布成文法的主张和做法，自然遭到当时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激烈反对，其代表人物孔丘和叔向就认为：百姓知道了公布的法律，知道如何避免刑罚，就不怕贵族了。同时，百姓会丢弃礼义而征引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贵族还怎么行政和治理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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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如此，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公布成文法已成定势。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作刑书，铸之于鼎，史称“刑鼎。”接着又有邓析的《竹刑》和晋国范宣子的“刑鼎。”随后，其他各国也相继制定并公布了成文法。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当时“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极端专横统治，标志着历史上法律由秘密到公开，是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我国法制宣传的最早时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也十分注重法制的宣传。在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之中，曾刻下了许多秦朝的政策法令。同时秦王还制定了许多公布于大众的诏书(要求百姓遵守的法令)。众所周知的商鞅，也特别重视法律的宣传。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他积极推行“明法重刑”的变法，即“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后来荀子曾入秦考察商鞅的变法，感到“乡邑大治”，社会秩序安定，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可见商鞅变法之深入民心，也足见法制宣传的社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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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武帝阅批张斐、杜预注律“诏班天下”。即《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称为“法律答问”。 唐朝，每三十里设一驿站以车、马、船速传政令、军令。据史料记载，唐朝曾设有“九递十七驿”，最远的驿站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虽然收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的局限，其通讯水平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传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传输。但又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封建君主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也达到了封建统治阶层治理管理目标的实现。 明朝，朱元璋督编《大明律诰》每户一本，“大诰天下”，并培养十九万讲读骨干送归乡里大力宣传。朱元璋之所以热衷于法律宣传，其目的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权利，而是使他们成为皇帝权力与淫威的“顺民”，即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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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九年，康熙皇帝搞了个十六条圣谕，将统治者希望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或道德训诫予以详尽编排，以便民众遵行。清朝雍正二年，雍正皇帝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写了注解，使其变成了一万字的讲解文本，叫作《圣谕广训》。为了广为宣传《圣谕广训》，清朝统治者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宣传措施：如官府每月“朔望”两日，基层社会的乡约都要各举办一次集会，宣讲《圣谕广训》，有的乡约，甚至还从外地聘请职业宣讲高手来讲解;如有些地方官员在每条圣谕下还编写了相关的故事和案例，而且写得通俗易懂;如有的地方，针对妇孺理解能力弱的情况，还给圣谕配了插图，以使妇孺能看懂，也方便识字者讲解;有的地方还把《圣谕广训》编成小说故事、戏曲剧目来传唱等等。 中华民国，制定《司法宣传办法》(共八条)，要求各地方法院“应就现行法律广为宣传。……” 以上这些史实，都充分证明自古代郑国子产“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无不重视法制的宣传和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86年开始，每五年一轮普法规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今天的“全民普法”无论在形式上、层次上，还是在内容上、效果上都是空前的、广泛的，是“铸刑鼎”式的宣传无法比拟的，她将在我国法制史上树起一座伟大的丰碑。
编辑：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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